古代戏曲插图中白描的价值
市民阶层是促进明清戏曲插图兴起的原因之一,在最初的表现阶段,审美趣味通常也会带有一些世俗性,审美价值多在于平民化,是一种真正的群众艺术;后来,因为明清文人与一些专业画家也纷纷参与,它又显现出一种对唯美的追求。明朝初年,戏曲插图的特征多以粗犷古朴为主,明朝中期,戏曲插图的特征又以兼收并蓄为主流,最后转向晚期的精致婉约之风。这种种变化发展体现了明清戏曲插图的风格由俗到雅的美学价值的转换。学者王伯敏在《中国美术全集?版画卷》的序言中表述:“古代版画的制作,由于经过刀在板上的镌刻,它的线条,它的艺术形象,决不会等同于绘画的画稿,正因为这样,凡所刻印的作品,都具有它独特的刀味与木味。这便是它之所以在历史上以至今天被人们称之为有独立艺术价值的重要依据。”最初作为对戏曲书籍的一种装饰,白描艺术的价值在明清戏曲插图中逐渐发展到不再只是对装饰书籍与普通的导读作用,白描艺术的价值及意义早已大大地超越了明清时期书坊主一味对经济价值追求的目的与要求,发展成为具有刀味、线味的一门插图艺术。明清戏曲插图能够取得这举世瞩目的卓越成就,要感谢当时一些付出极大热情参与创作的着名画家为戏曲刊本绘制精美的插图。伊佩霞(美国,汉学家、学者)就曾发表学说:“为了使自己的书更具吸引力,书坊日益频繁地聘请艺术家画插图。”在当时,戏曲插图艺术还只属于不入流的雕虫小技,是许多艺术家不屑提起的艺术门类,特别是在戏曲插图启蒙时期,那时技术水平相对低下,又在美术史上不能得到重视,然而由于历史的演变,一些知名艺术家开始积极参与创作,根据戏曲刊本中的情节和所描写的戏曲内容,画家们凭着对戏曲刊本的理解,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如画面创意尽可能准确地把握住刊本中所描写的某个特定的场面或特定的主人公瞬间的表情,通过画面来再现每出戏曲需要表达的特定意思。
在戏曲插图创作过程里借用传统国画中成熟的线描技法及绘画中传达出的意蕴,这样单一的线描技法从描、绘,刻,再到印制,无形中就形成了一套体系,成功地让白描技法逐渐蜕变,当然,这一华丽转身绝对不能离开那些画家和刻工们智慧和卓越的技法。一批批知名的画家如陈洪绶、王文衡、刘素民、汪耕、唐寅等,都有记录曾参与了戏曲插图工作,为戏曲插图能够准确地传达剧情,恰当地表现剧中人物面貌、性格特点、场景特色等,特别是使戏曲插图的艺术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完成了戏曲插图从简单、稚拙、粗糙、呆板逐渐向细腻、秀丽、精湛、传神等方面的转变,并由此迸发出新生的艺术生命力,展现了戏曲插图独特的审美价值,使得戏曲插图艺术的魅力经久不息,插图在戏曲刊本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部分,明清时期的出版商在其刊刻的最初宗旨是本着推销戏曲书籍的目的,主要是能够吸引读者来争相购买,却在客观上对明清戏曲插图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明清戏曲插图的发展、繁荣也功不可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白描艺术也依附于明清戏曲插图从文人或上流社会逐渐向广大的市民推广,使得白描艺术的意义更广泛化,也因此为明清时期的美术史添加了新的研究内容。
在明清戏曲史的研究上,插图的白描艺术价值不可轻视。明清时期的戏曲舞台表演对戏曲插图的白描创作产生了深深的影响,插图因此也记录了明清时期部分戏曲演出的实况。从许多明清时期白描插图中,我们可看到戏曲人物的扮相、戏曲表演的服饰、戏曲舞台的场景、戏曲伴奏的乐器和道具的应用等演变的过程。明万历三十四年,浣月轩本杨之炯的《蓝桥玉杵记?凡例》在前序中也明确地表明“本传逐出绘像,以便照扮冠服”,该本共36出,每出都刊配了双面连式图,共有36幅,从中也能看出明清戏曲插图舞台表演的影子。弘治岳刻本的《奇妙注释西厢记》牌记中的“唱与图合”四个字更是恰当地提供了印证。肯定了戏曲白描插图对梨园搬演的场景和戏曲人物的动态、化妆、服饰、表演、道具等一些情况进行了真实的记录,明清戏曲插图对我们今天研究戏曲演出提供了颇具艺术价值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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