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要求合理解说基本经济制度
内容提要: 《改革放言录》结合中国实际对宪法中基本经济制度的要点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解说,对其中蕴含的一般理论做出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值得商榷的地方: 革命的政治经济学说能否稍加改造就成为建设的理论, 须研究财产的国家所有制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全民所有制的肯定,多大程度上是否定; 须更合理地回答非公经济能存在多久, 终归向何处去的问题;论述基本经济制度, 似乎过多受到官方身份的限制;非公经济上了宪法, 若无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仍不足以保障私有财产不会被无偿剥夺;民营企业飞速发展的秘密应在政治法律领域寻找, 应更进一步讲清只有落实民主、法治, 经济体制改革才可能成功。
原本拜读过胡德平先生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最近又仔细拜读了他的新着《改革放言录》(以下简称《放言录》),我对其中关于经济制度的论述印象特别深。因为,这些论述直接关系到宪法中经济制度相关条款的修改、解释和实施,而这些都属我的专业领域。或许因为长期在全国工商联担任领导职务的原因,《放言录》作者对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关切,因而也对相关的其他经济成分有很多有价值的论述。现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谈谈阅读这部着作关于我国经济制度关键要素论述的感受和思考。
一、对宪定经济成分的既有解说
(一)关于国有经济
我国宪法规定,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除公有制外,多种经济成分主要还有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和外资经济,其中私营经济、个体经济通常合称民营经济。
或许因为与其作者工作联系不密切的原因,《放言录》对于国有经济的论述不多,但其特点很清楚。一方面,其作者肯定宪法规定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地位,另一方面强调全民所有的主体归位问题。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一书显示,历史上是胡耀邦先生首先敏锐地注意到了全民所有制主体不能归位,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无,或者全民所困”的现象。这种现象的症结,是国企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全民巨大资源,但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全民既不知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对全民有何义务”。[1]有意思的是,《放言录》作者继续推进了胡耀邦先生这方面的观察和思考,他注意到:“公有制全民所有,一直体现不出来”,“国企即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其所有者如何到位?我认为至今还是亟待努力破解的一个大问题”。[2]
《放言录》作者进一步观察到了“国企收益的集团化、变相私有化,而企业的成本却是社会化”这种变质现象,并看出“这是国企的经营权凌驾其所有权而导致的严重后果”。[3]应该说,看清这一点并不特别困难,因为以下事实很清楚:一方面,国企利润2007年之前长期完全为企业所有(现在也还有国企是如此),后来一部分要上交,但上交比例也极低;而另一方面,其员工收入和福利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所养低、中、高级管理层人员数量多,其收入和福利比底层劳动群众高十倍、数十倍,甚至近百倍千倍!只要看看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国企高管、中管的年薪,就能知道此言不虚。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近期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披露,2007年平安保险总经理年薪为6616万元,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4]央企都是国有大企业,2013年有媒体对113家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进行整理,发现2012年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共287家)在职员工平均工资为111357元,是私企职工平均工资的3.8倍。[5]这287家央企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农民年平均收入的多少倍?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2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6]由此可见国企收益的集团化、变相私有化的程度。
对《放言录》作者来说,看清上述状况不难,难的是正视或公开承认上述状况,而尤其难得的,是他还想通过改革来纠正这类不符合社会主义政治正义和经济公平的情况。中国现如今的社会上层,很多都是国企收益集团化、变相私有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受益者,他们往往不自觉地热衷于运用一切手段和方式否认、掩盖这种情况。毋庸讳言,《放言录》作者本身是中国统治阶层的成员之一,因而或多或少也受益于这套利益分配体制。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超越自己所处的阶层,提出改革这种违背事物本质的体制的设想。他把国企的全民所有制的所有者如何到位看作一个“严肃问题”,认为“这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认为若不解决国有企业被化公为私、变相私有化的问题,“我国的改革就不算完成,甚至还会走向邪路”。[7]
如果具体分析国企的有些做法,我看不少方面实际上应该算已经走上了“邪路”。这方面,我们可以逐一盘点一下中国国企:看看养了多少享受高薪、高福利却没有多少事可做的高管、中管,看看在公费吃喝、公费出国旅游等方面支出了多少财力,看看各个国企招工招干方面变相的世袭制!至于像2013年5月曝光的移动违规斥资近4亿为职工买保险那样的事情,[8]则只是在此类国企员工高收入、高福利基础上又增加的一点附加福利而已。
这些显然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至少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主要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的课题。
(二)关于农村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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