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环境评价方法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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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投资环境评价研究述要

一般认为,投资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经济地域为投资这种经济活动所提供的一系列要素和生产条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并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区域性和层次性等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成效显着,1979至2000年,全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189.2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1473.3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3466.37亿美元,外商其他投资额249.44亿美元。此间,吸引外资大体经历了从政策引资到环境引资再到特色引资的阶段更替,体现出对投资环境认识的逐步深化。

对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评价、改善和调控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任务。1993年我国政府举办了关于投资环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投资环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其成果被编入《论投资环境与吸引外资》一书中,[1]但投资环境的定量评价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鲁明泓在分析我国投资环境的基本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数学方法,选取一般经济因子、通胀因子、劳动力因子、政策因子等四类因子共11个具体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除西藏以外的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和45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定量测算和评估,并提出了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性建议和措施。[2]该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省区和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相同,未能体现出不同层次的差异性;二是对非经济因子考虑较少;三是评价结果未能反映各年度之间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趋势。程连生则运用熵的原理来探讨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特点和熟化类型,同时也提出了改善投资环境的主要措施。[3]不过,对投资环境熟化度和投资环境熟化率的内涵界定和计量的科学性还需做进一步的探究,增长熟化型、稳定熟化型、潜在熟化型、发展熟化型等类型划分也值得商榷。1997年,鲁明泓再次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筛选出对外资区位分布有较大影响的因素,然后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各地区投资环境综合指数;继而运用偏差系数分析法划分出过度投资地区和投资不足地区,借此评判各地吸引外资的“工作努力程度”和未来潜力;最后分析了各地区投资环境的内部结构和区域差异。[4]但对过度投资区和投资不足区的划分依据和结果难以令人信服。苏亚芳在对投资环境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以宁波市为例,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自然环境、人口和劳动力、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税收优惠五类因子共21个基本因子构成评价指标体系,对海港城市宁波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质量评价;与此同时,又对重工业、轻工业、高技术工业和服务业等四个投资行业分别进行了适宜性评价。[5]将投资区的综合质量评价与投资产业的适宜性评价结合起来,是该项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将投资环境评价与投资环境信息系统的设计、应用分析模型的开发结合起来,则是该项研究的又一特色。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等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技术资源和交通便捷性五个方面,选择人均GDP、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工业企业净资产利润率、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人均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人均投资额、高中毕业及以上人口比重、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路网密度、市区离机场距离、市区离铁路线距离、人均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共12个具体指标,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49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6]

投资环境评价研究虽然取得了骄人进展,但仍存在下列主要问题:

　　(1)在指导思想上,侧重于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而忽视国内各地区或城市间的横向经济合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大力吸引外资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阶段来看,在前期的增长极阶段(即常规技术阶段),外力确实是主要的发展驱动力;但随着增长极阶段向新产业区阶段(即高技术阶段)的转变,内力因素的重要性将日趋上升。实际上,利用外资是专业化生产分工协作关系由国内向国际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国内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和秩序,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基础。因此,当前在重视吸引外资的同时,同样要注重吸引内资。据上海市统计,截止2000年底,全市累计吸引外商投资项目22270个,合同利用外资454.23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308.89亿美元;累计吸引内资企业1.5万家,累计吸引内资金额602亿元;上海投资各地企业420家,投资金额超过180亿元。又如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至2001年共引进项目231个,吸引外资45.77亿美元,内资51.5亿元,成为海内外创业者向往的投资热土。可以预见,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将进入分工与协作、外资与内资互动发展的新阶段。

　　(2)各地在吸引外资的手段上,偏重于优惠政策方面的非公平竞争,而相对忽视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各地在招商引资中运用最多的手段是优惠政策。各种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不仅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因层层变异而被滥用,使各地的招商竞争沦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价格战”,导致国家和地方政府两败俱伤,而且多如牛毛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样令外商一头雾水,缺少政策稳定感和对当地政府的诚信度的信心,同时,不少内资企业为了享受优惠而争相“假合资”。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一个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劣,主要不在于该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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