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美经贸问题安全化的国际政治经济
自冷战结束以来,“安全”概念不断发展,它包括所有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事物,而不仅仅是军事方面的威胁。许多领域都被视为与安全有关的问题,进而被建构为安全问题。哥本哈根学派的学者们注意到这一变化后,提出了“安全化”的概念。所谓安全化( securitization) ,就是一种指定“威胁”并接受的过程。
安全是所有主权国家关注的首要问题。70年代以前,国际安全概念相对比较狭窄,主要是指领土安全,因而“安全”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学者们将与“安全”相关联的政治和军事称为“高级政治”,而将经济要素称为“低级政治”,并认为“低级政治”与安全的关联性不大。但是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经济安全”也随之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以及政策决策界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
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经贸问题“ 安全化”,就是指把最初并不属于国际安全领域的经贸问题当作安全问题来对待,甚至把它变成安全问题。
二、经贸问题安全化的实例
中国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不外乎经济方面,双方在经济方面的共同利益获得显着增长。但与此同时,中国的迅速发展举世瞩目。美国便不想仅从中美的贸易中获得双方都可以得到的绝对收益,而是想获得相对收益,想要美国得益的同时阻止中国获得收益。
于是,中美双方都能够获得大量收益的经贸关系正越来越多受到美国的单方面限制和阻挠,与中国的发展相关的问题都被定义为与安全相关的问题,甚至于引起他国对中国威胁论的思考。比如:美方对中国收购美国企业的高度警惕, 2004 年美方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联想收购IBM 案进行非常严格审查和限制。特别是,近年来很热门的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方认为,中国阻碍人民币升值,不愿人民币升值,就是间接的通过人为方式压低人民币汇率从而获取对美出口的价格优势,美国认为这违背了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的原则,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持续增加和美国纺织业等传统产业失业增加的根本原因。因此,美方坚决要求人民币升值。但事实上,美国强烈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并不利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因为人民币大幅升值并不会引起美国对华出口的大量增加,反而会引起中国对美出口的锐减。
近一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也更为频繁,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的调查范围从汽车零部件产业扩展到了光伏等产业,频率之高实属罕见。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和国会就中美贸易保护和制裁措施的积极性会不断增加。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这种“反常”现象不利于中美双方在经济方面的发展,甚至有害于中美关系的整体发展。
以上所列举的中美之间的反常关系均表明:中美经贸关系正在被美国单方“安全化”。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受到美国的战略利益、战略安全政策的影响。它表明美国不再以单纯的经济眼光来看待中美之间的经贸问题,而是夹杂了战略安全的眼光,用看待安全问题的方式来看待中美之间的贸易。也表明美国不再想和中国共同从中美的贸易中获得相对收益,而是想独自一方获得绝对收益,并且使中国的绝对受损越多越好。这毫无疑问,是美国为了维护其霸权而采取的措施。
三、经贸问题安全化的原因分析
针对美国以上在经济领域企图将各种问题安全化的事实,我们接下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美国的这种行为进行分析。
(一)相互依存论的角度
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存,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之间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这些情形往往源自国际交往——跨越国际的货币、商品、人员和信息流动。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工业国家之间出现了一种经济相互依存逐渐加深的趋势。这种不断深化的相互依存程度使得民族国家追求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变得更加困难。换句话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使得民族国家追求自身的利益目标变得更加复杂。第一,相互依存扩大了各个国家收支平衡可用于调节的范围和程度,从而使国家政策的目标转向世界体系中的其他国家;第二,每个国家因为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加深,其自身实现国内经济目标的步伐被放慢;第三,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那些不愿融入国际金融中的国家的对抗运动,让国际社会中各个国家的处境都变得糟糕。
于是,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一国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政策对与其相关的国家的影响日趋增大。所以,在中美贸易中,基于中国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的趋势下,中美的相互依存使得双方在贸易交往中共同受益,但是在这中间却存在着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相互依存论者主张,相互依存的双方只存在相对的收益和分配,即相对收益和相对受损。 所以,美方便处于想让自己的相对收益增大的角度上,试图将经济领域的问题安全化,与其国内安全问题挂钩,从而对“获益多”的中国进行各种威胁、压迫、制裁,力图使中国采取措施,以有利于美方获益。比如人民币问题,美国不仅自身国会通过各种法案来采取措施制裁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以迫使中国人民升值;并且在各种国际会议上,联合其他国家,共同给中国施压。显然,人民币在这种压力下,有过升值,但是却不可能一味的升值,因为人民币的升值会给中国国内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
相互依存论者认为,随着依存程度的加深,世界政治中的问题便没有了等级之分。国际之间的议程是由多个并不是按照非常清楚的等级排列的问题构成的。由此,经济问题、安全问题中的界限渐渐的也不是那么清楚。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极有可能引发安全问题,比如伊拉克战争,美国因为石油的经济问题最终发动战争,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安全问题;安全问题也极有可能引发经济问题,比如冷战时的美国和苏联,正是因为彼此感觉到的不安全感,最后引发两国相互的经济制裁等一系列行为。
与此相同,现在美国将很多中美之间的经济问题安全化也正是基于这些原因。
(二)贸易保护主义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国际领域出现了一些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包括:改用浮动汇率以及由此造成的汇率反复无常;世界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日本经济竞争力的加强;具有高度竞争力的新型工业化国家(NICs)进入世界市场;美国经济相对衰退;欧洲经济共同体越来越封闭;全球性经济滞涨的出现。所有这些事件结合在一起,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开始缓慢,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被看作“低层次政治”的国际经济被政治化,上升为“高层次政治”。
由此,美国将中美经贸问题安全化的原因就很明了了,源自其国内深刻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及战后长期的农业补贴政策等,都与贸易保护主义相关联。究其根源,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其体制内、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的综合,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国家社会与世界社会的磨合所产生的龃龉。除国会之外,政府的高级官僚、职能部门等也很可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俘虏”。政府必须或者始终顾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如奥巴马的对华轮胎特保案换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