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文化运动的名义:呼唤白话的景观与白话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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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白话文革命,给当代中国城市景观建设以许多启迪,作者呼吁中国当代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学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继续接受五四精神的洗礼,必须怀抱两大危机意识:民族身份危机和人地关系危机。现代设计学必须抱有“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新的社会和土地的伦理,设计和创造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这种新伦理体现在尊重平常与平民,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与地方性,以获得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

  1.关于新文化运动与现代设计学

  关于设计学科(建筑、景观设计、城市规划)的现代化问题,建筑学方面的讨论已经有不少了。但在景观、或者说风景园林方面的,还远远没有引起重视。也难怪,生在今日的中国,做一名景观设计师是幸运又痛苦的: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有以往几代人都没有的实践机会;痛苦的是,这个时代的变化是如此的剧烈,在混乱的学科定位面前,在如过江之鲫的流派、风格、理论面前,我们又很难把握。思考的高度、时间和深度都局限着理论的总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笔者深信,立足本土,扩大视野,站在历史与社会发展的高度进行反思,有助于我们把握时代的脉搏和潮流,早日实现设计学科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五四”开始,八十五年过去了,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20世纪一切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都自五四始”(张静如,1999)。“五四”精神,关于新的文化、新的语言、关于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永远值得追怀。正如有学者指出:“'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青的人自愿为它而推动。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不完的事业”(周策纵,1999)。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现代化的目标只在白话文里得到最完全的体现,我们的小说,我们的散文,我们的诗歌是最早实现了现代化的模范。

  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运动,它起初试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个人个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公平。广义上讲,是一场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革命,倡导全方位现代化(周策纵,1999)。既然如此,我们当然期望它也推动了设计学科的现代化。八十多年前的1910-20年代,中国的设计学还在痛苦的草创之中,在现代建筑被动输入的情况下,一切还处于一片蒙昧。只是在“五四”这“铁屋中的呐喊”过后,中国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们才浮出海面,不能说他们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但时间的阴差阳错、建筑文化的特殊性使他们选择了多种不同的道路,一些人探索继承传统建筑,一些人探索中国的现代建筑,还有一些人则开创性地整理和保护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遗产(详参邹德侬,2003,1-40)。无疑这些工作都是当时迫切需要进行的,正是先辈们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形成今天设计学科的成就和发展。回顾历史,先辈们的伟岸身影仿佛在召唤我们去完成他们未竞的事业。

  八十五年过去了,从新文化运动的宏伟目标来看,就我们所关心的设计学科成就巨大,但是,也应该有更多的期待。特别是中国的园林,几乎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而成为封建士大夫文化和精神的最后避难所(在此申明,决不是要砸烂这些园林,珍惜和保护文化遗产本身是现代设计学的重要精神)。我坚信,真正的实现全面文艺复兴机会是在当代中国,而在设计学中尤其如此。我们有理由继续高唱新文化运动之歌,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边缘时代。

  2.认识危机是复兴的起始,当代中国面临两大危机:民族身份与人地关系

  传统上,我们这个行业是不喜欢有人谈时代背景、谈理论的。我们习惯的是一上来就画,就展示一点徒手能力,“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好的图画”,但面对中国这样一张饱经沧桑的纸张,我们仅仅有一点工程师的知识、有一点美术功底恐怕是不够的。如果说五十年代陈占祥先生提出不要让建筑师变成描图机器(陈占祥,1957,参杨永生,2003,147-148),是呼吁回到设计学科本身的话,在设计人员的自由度大大增加的今天,恐怕更需要一种大的、不局限于设计学科本身的视野。

  那么,对于设计学科来说,这样的大视野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首要的认识是中国是正处在一个边缘上的大国,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边缘,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边缘。正是一个蓬勃发展而又有危机的时代。“危机”二字在中文中意味着危险与机遇同在。没有危机意识就不可能有复兴。处在这样的时代、处在这样的中国、在这样的剧烈变化的边缘中,如果不是愚昧无知的话,看不见前景和机会无疑是悲观主义的,而装着看不见危险则显然是不道德的。

  基于“危机”与复兴的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上曾经有两大文艺复兴,一个是在欧洲的本来意义上的文艺复兴(1350-1600),来源于包括黑死病在内的危机和恐惧,从而使人类摆脱了宗教的蒙昧,开始走向科学与人性时代,最终成为工业革命和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第二大文艺复兴是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来自与法西斯独裁的战争、冷战和核武器的恐惧和危机,从而有了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将人的创造力与创业精神体现到了极致,是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见Winslow,1995)。就“五四”和与之几成同义词的新文化运动而言,当年中国知识界的危机意识是根本的基础。可以说文化的落后、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亡、国家的积弱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危机意识。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意识的驱使下,陈独秀才追求脱离羁绊的“解放”,李大钊才要求冲破历史的网罗,创造青春之中华。鲁迅才弃医从文,胡适才倡导《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从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到1918年由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创办的《新潮》(the Renaissance),中国的文艺复兴,或者说新文化运动,便在知识界浓重的危机意识下拉开了序幕。

  与当年相比,当代中国也面临两大危机,认识这两大危机足已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三次文艺复兴,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设计学中尤其如此:

  2.1 第一大危机,中国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所谓民族身份或文化认同(identity)即是梁启超所谓的中国民族与文化“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和特性(1995)。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identity被视同为共有的信仰和情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角色和身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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