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毒邪学说的现状分析与展望
关键词:毒邪 分析
1 毒邪学说的发展概况
毒邪作为中医病因学说之一,从《内经》时代开始,即已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后世医家多有充实与发展。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临床实践的发展和现代病理机制研究的深入,对传统毒邪的认识得以深化和拓展,大量的研究成果面世,内容包括毒邪的界定、历史沿革、病邪性质、致病特点、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方面。近3年来,有关文献主要集中在毒邪致病的机制探讨方面。毒邪学说已成为现代病因学与治疗学研究中新的视点与热点。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毒邪学说经历了兴起、昌盛,但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有悄然沉寂之势。究其原因,涉及了从中医疾病观到当代疾病谱变化的方方面面。
2 毒邪学说的困境与分析
2.1 与疾病可知、可治理论的矛盾 《内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也缔造了中医学的疾病观。目前大家所公认的“疾病可知、可治观”,即由《灵枢》的“拔刺雪污论”发展而来。《灵枢·九针十二原》曰:“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由“拔刺雪污解结决闭论”奠定的“疾病可治、可知观”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在2 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累累硕果。但疾病的可知是有限制的,受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疾病的可治性是有条件的,要受到患者机体的承受能力、依从性、疾病的发展阶段、医者的专业水平、医疗技术的现状等各种条件的影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曰:“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即全面地论述了影响疾病可治性的诸多因素。清·程钟龄《医学心悟·医中百误歌》更是从医家、病家、旁人、药中、煎药5个方面总结了100种影响疾病治疗的不当言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诊断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特定疾病的不可知、不可治,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来考察毒邪学说的作用,会发现毒邪学说对临床缺乏有效指导,一种对实践没有有效指导作用的理论,当然不会被看作好的理论。
2.2 辨证论治体系的缺失 纵观中医学2 000余年发展史,一种学说的确立,均以相对完善的理法方药体系,亦即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为标志。以温病学为例,其学说萌芽于《内经》、《难经》、《伤寒论》,发展于唐宋元明,形成于清。其形成即以叶天士《外感温热病篇》确定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体系为标志。而《中医脑病学》不能脱离《中医内科学》独立,正是因为其辨证论治体系还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辨证体系。一种产生于临床实践的中医学说,只有当其可以据之以立法、组方、遣药,即指导实践时,才可称作完善。毒邪学说在理论上已基本完备,毒邪的内涵与外延、历史沿革、病因病机演变、临床特征、涵盖的疾病种类与预后等已阐明。但确定为毒邪致病后,应采用何种治则治法,选用何方,或如何组方,方中如何加减用药,基本上是空白。这也是导致毒邪学说逐渐没落的重要原因。
2.3 涵盖疾病谱的难治性 毒邪学说涉及的疾病范围广,种类多,涵盖了内外妇儿各科,有广义疾病范畴如心系疾病、恶性肿瘤,常见病、多发病如急性脑血管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少见病、疑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肝豆状核变性、成人斯蒂尔病,危重急症如急性心肌梗死、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还包括放射性肺炎、化疗毒副作用、运动性疲劳等难以归类的疾病,总数超过100种。上述疾病,或多或少的具备迁延性、复杂性、难治性、致残性、致死性等特征,无论现代医学还是中医学,在治疗这些疾病时都有束手无策的无奈感,其中很多疾病根本不存在治愈标准。 3 毒邪学说的前景展望
随着时代的发展,诊疗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医学观念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新的医疗实践,提出了诸多全新的问题,中医学理论在认识、分析、解决新问题方面的不足难以回避。虽然毒邪学说存在诸多不足,却因临床实际的需要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甚至有泛滥的趋势。要规范毒邪学说的发展,拓展辨证论治的适用范围和能力,应当为毒邪学说准确定位并将之有机融入中医基础理论中。
3.1 毒邪的中医病因病机定位 目前比较公认的看法,毒邪有内外之分。一般认为外毒指由外而来,侵袭机体并造成毒害的一类病邪。内毒是指由内而生之毒,系因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使机体内的生理产物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而化生。内毒多在疾病过程中产生,既能加重原有病情,又能产生新的病证,多标志着疾病进入危重阶段[1]。因而外毒可归入外邪中疫疠之邪的范畴,内毒可与痰、瘀并列作为特殊的内生病邪。虽然毒邪可由六淫化生,或与痰、瘀并见,但多同时具备猛烈性、火热性、传染性、特异性、顽固性5个特性[2]中的3个以上,且毒邪决定着病情的发展方向与预后,因而毒邪作为独立的致病因素更符合临床实际。外毒致病,多损伤皮肉筋脉,并出现神志异常,与肺、心、肝关系密切。内毒之生,多与肺之宣肃、脾之运化、肾之开合异常密切,故应主责肺、脾、肾三脏。
3.2 中医治疗学研究 毒邪为病,其治当以祛除毒邪为主,兼以扶正。故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分别适用于不同阶段,但吐法当今近于不用,温补二法在毒邪炽盛时有助邪之弊,故祛毒治法,以汗、和、下、消、清为常用,其中汗、下使毒邪有出路,和、消、清可认为是广义的解毒法。有了治则治法的指导,进一步应探讨针对毒邪为病的方药,虽然关于具体疾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丰富,但在普适性方面不足。今后的研究,首先应整理具有解毒祛毒功效的中药,因《神农本草经》朴实有验,可从此入手。其次,整理发掘具有解毒作用的方剂。但毒邪学说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超越西医具体疾病的藩篱,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出现如同王清任诸逐瘀汤之与瘀血学说的系列方剂。
4 小结
适应时代的要求,在短短20多年间,毒邪学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获得了长足进步,为当代中医药辨治层出不穷的疑难疾病,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但毒邪学说的理论体系尚未最终形成,当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的理法方药体系真正构筑起来的时候,中医药学防治疾病将再获利器。
【参考文献】
[1] 李运伦.毒邪的源流及其分类诠释[J].中医药学刊,2001,19(1):44-45.
[2] 骆丰,周庆博.毒邪辨析[J].江苏中医,1999,20(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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